光明网日前编译worldaffairs（全球事务）网站发表的文章，作者为欧亚集团总裁兼作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题为《风暴正在形成： 年的中美关系》，吴万伟译。文章摘编如下：

　　文章说，每个星期，在中美争吵的议题清单上都会添加一个新内容，如人民币汇率、对台军售、西藏人权、伊朗制裁、网络攻击、当然还有过去几个月来一直成为报刊大幅标题的北朝鲜问题。但是，更深刻的问题往往被这一发不可收的日常争吵所掩盖，这些问题可能是引起新冷战的凶兆。其中最根本的是北京新发现的信念，即在中美权力平衡中出现了重大的转移，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来说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此外，中国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更深入承诺会使得两国在争夺资源和财富的零和游戏中越来越可能陷入冲突中。

　　主要建立在错综复杂的商业纽带基础上的中美关系也存在着相当多的相互依赖性。但是对华盛顿来说，也存在着很多风险，这些风险甚至比从前美苏长期对峙的僵局所产生的问题更危险。柏林墙分开了东方和西方，但它也充当了一种减震器的作用，确保共产党阵营的经济崩溃对自由世界的影响很小。但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这样的缓冲器。过去20个月的金融危机已经在中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余震。在未来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对美国的金融健康因而也对美国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双方相互指责的循环加剧的风险在增加，这种循环可能有自己的生命力，最后超出两国政府的控制力之外。为了管理这个风险，美国政策制订者在未来十年应该找到一切可能的手段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仍然是中国崛起不可缺少的东西。除了好运气之外，这个战略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政治成熟。同时，他们也必须谋取朋友和盟国的支持，以确保在美国和中国利益发生分歧的时候迫使中国而不是让美国陷于孤立。

　　文章在回顾中国30年开放发展历程和美国在其中扮演角色时分析指出，30年来，华盛顿和北京已经驳斥了两国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预言，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力量通过为中国出口商品提供客户，保障了东亚安全的可预测性以及国际航线的保护等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支持，也因为中国的成功为美国公司提供了长期有利可图的机会，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低成本的商品。文章说，美国的力量——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对中国的扩张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比如通过保护中国来自不易的利益和使它能把资本主义未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而中国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好日子能继续维持下去。

　　文章对社会主义经济市场自由化过程中分析指出，中国领导层也被迫拥抱了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过度增长带来的天生的不稳定性和常常有毒害的副作用。文章说，因为担心真正自由的市场可能失去控制，领导层投资了新东西：带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 政府选择一些私有公司来支配关键的工业。它们使用从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中产生出来的主权财富基金指导资本的巨额流动。这个模式到现在为止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文章称，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使得这个模式发出新的光泽，转变了中美关系的权力平衡。文章称在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遭受经济危机打击时，中国出现的强劲经济复苏进一步说服领导层国家资本主义治愈了缺乏管理的自由市场留下的伤口。文章说，中国领袖不再相信美国力量对中国的繁荣或中共的长期政治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危机强调了中国在依靠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发展经济所接受的风险。这增加了领导层为中国产品创造国内需求的紧迫性。

　　文章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已经在参与竞争所需要的管理、市场、技术专长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它们越来越多地把外国公司和投资者看作本地市场份额的商业竞争者。（中国民族主义）爱国压力也成为想在中国的国家支配体制下成名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越来越大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公开或私下里抱怨中国政府通过鼓励“大胆创新”支持国内知识产权的计划。

　　谈到中国对谷歌的强硬态度和（中国新民族主义）针对美最近宣布台军售提出威胁——对美国波音公司实施制裁时，文章称这两事件显示中美关系中权力平衡的明显转移正在推动华盛顿和北京走向冲突，更不要提美国版资本主义和中国版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的不可调和性。

　　文章说，中美政治分离呈现很多形式。美国政策制订者主要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主要渴望在外国和安全问题上的帮助，希望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更加合作）的作用。在气候变化政策、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伊朗的核项目、苏丹的暴力、反恐、和其他问题上，华盛顿需要和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但主要关注国内挑战的中国领袖已经清楚表明，它已经获得内视的信心，首要目标是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确保国内政治稳定和可以预期的经济增长。北京有一切理由抗拒任何可能转移现有工程的承诺，或者拒绝让中国暴露在不必要的风险中。美国人应该习惯于更愿意说不的中国。

　　北京新获得的过分自信恰好出现在美国陷入困难的时期。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降落到GDP的10%之时，美国发现自己还没有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衰退中走出，奥巴马总统和国会领袖面临公众对痛苦的缓慢的经济复苏的沮丧情绪和接近10%的失业率。北京在这些发展中处于复杂境地。似乎不可避免的是，美国无论哪个政党的国会议员都试图把国内的问题归罪于别人，右翼的文化保守派和左翼的劳工支持者都在告诉选民他们的问题是中国造成的。

　　文章称，为了处理利益分歧问题，美国官员必须首先接受存在问题的事实。华盛顿的行为继续表现出似乎北京拒绝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只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中经济还没有准备好，一旦它达到了没有明确定义的成熟状态，中国领袖就会看到与华盛顿合作的意义所在，愿意与美国一起为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做贡献。这种假设是建立在认为中美关系持续维持正和关系的观点，对一方有利的发展对另一方也有利。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或许是真实的。华盛顿很聪明继续寻求与中国的更加密切的经济融合，规范化两国的战略对话，试图努力达成G-2合作模式的最终实现。但在现在和 年之间，华盛顿和北京必须处理中国的自由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分离和摩擦的事实，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将推动两国走向冲突。北京已经认识到这个变化，华盛顿显然还没有。

　　如果中国和美国在 年之前在最小限度的冲突下共存，美国政策制订者应该区分两国关系中的正和和零和因素。在两国利益重合的地方，美国官员应该努力确保美国的经济力量、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继续尽可能地保持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的价值。简而言之，美国政策制订者应该尽一切可能创造确保相互摧毁的经济共同体，确保北京知道对美国经济来说糟糕的日子对中国经济也是糟糕的日子。在美国和中国利益真正不可调和的地方，华盛顿必须通过获得朋友的帮助摆脱难题。华盛顿应该坚持确保对国际上的麻烦制造者如伊朗的制裁政策是多国合作的产物。这里的目标是确保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在其立场上处于孤立中。

　　中美之间将会有很多的斗争如谷歌和波音，因为北京对华盛顿的威胁性的话语和行为做出回应，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关于伊朗和中国的邻居和小兄弟北朝鲜的问题上也存在令人沮丧的情况，华盛顿试图建立支持制裁的联盟时很难获得北京的支持。美国公司将发现自己与中国的获得国家补贴和政治支持的国有公司竞争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稀缺的自然资源。中国支持的公司间谍活动指控会使得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将以限制外国投资作为回应。中国和拥抱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他专制国家将越来越多地相互进行直接贸易，急剧降低西方的经济增长曲线。

　　文章最后指出，但 年中美关系的形状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在还没有做出来的选择。中美对抗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不过两国更清醒的人士或许都已经认识到虽然他们的利益存在分歧，虽然存在着两国的机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破坏两国关系的风险，但美国和中国加强政治和经济纽带，采取措施避免冷战或更糟糕的情况而获得的利益会更多。